配资论坛选f旺润配资:八姐弟顺利继承四合院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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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慧瑶

2019年06月18日14:33  来源:北京晚报
 
原标题:八姐弟顺利继承四合院的故事

  最近,家住东城区的赵家八姐弟了结了一桩大事。去年,姐弟们的老父亲离世,留下一处私宅四合院。关系和睦的八姐弟并没有为了房产分割而产生分歧,但如何办理继承手续一度让他们犯了难。幸运的是,赵家姐弟们赶上了景山司法所诉调对接工作站的成立。他们一趟法院没跑,一分钱没花,两个多小时就将继承四合院的调解程序、司法确认程序全部走完。

  (图为法官在进行确认)

  老父亲离世

  给八姐弟留下四合院

  赵家八姐弟年纪最大的76岁,年纪最小的也已经62岁。上周,在赵家的小四合院里,记者见到了76岁的赵家大姐赵顺芳。院子外面的胡同里,偶或有游客经过,但关上大门,小院就和外面的喧嚣隔绝了。

  赵顺芳告诉记者,1952年,为了解决家里孩子多、住房拥挤的问题,父亲赵世英用做生意赚来的2600元,买下了这处离景山不足500米的小院。那年赵顺芳九岁,刚上三年级,她在这间小院儿里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代。光阴流逝,赵家八姐弟有的读大学、有的插队、有的参军……但这处静谧的小院儿,始终是他们共同的美好回忆。

  从上大学开始,赵顺芳就搬离了胡同小院儿里的家,毕业后一直从事外语教育教学工作。2012年母亲去世后,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赵世英,赵顺芳又搬回了这处院子。

  去年,九十九岁的四合院主人赵世英离世。多年以前,老人曾经手写了一份遗嘱,希望子孙们不要变卖四合院,还叮嘱子女家务事要以大姐赵顺芳的意见为主。除此之外,老人没有具体分配财产。

  老父亲离世后,姐弟们自然想要处理四合院的继承问题。赵家姐弟关系和睦,大家早已商量好:八人共同继承,每人拥有八分之一的产权。但真正想要着手办理遗产继承,才发现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。

  继承公证不好办

  诉讼昂贵流程长

  如果去公证处办理房产继承公证,赵家姐弟面临的难题是——有一些公证必需的证明开不出来。

  冯晓光法官告诉记者,办理公证甚至需要出具赵顺芳祖父母、外祖父母的死亡证明,来证明同样作为其父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祖父母已经死亡。而赵顺芳的祖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去世了,公证这条路相当于被堵死。

  除此之外,如果想要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,由法院来判决如何继承房产,不仅耗时长,还需要支付高昂的诉讼费——法院按照标的额来收费的话,他们可能要掏20多万元的诉讼费。

  老人们年纪大了,又散居各地,参与诉讼对他们的体力、精力也是较大的考验。琢磨着办理继承不是件容易的事,赵家姐弟甚至都有些打退堂鼓。赵顺芳告诉记者:“当时想着,要是实在办不下来,就算了。”

  一次偶然的机会,赵顺芳的妹妹打听到,可以通过调解的途径来办理遗产继承的相关事宜。大伙儿一商量,决定试试看。

  恰好今年三月,北京市东城法院与区司法局联合举行“诉调对接工作站”授牌仪式。目前,已在东四街道、北新桥街道、景山街道、建国门街道、大雅宝社区和竹竿社区等7处街道社区建立了诉调对接工作站。法官以工作站为依托开展巡回审判,通过现场指导调解和司法确认,帮助群众便捷、经济地解决纠纷。赵家姐弟们恰巧赶上了景山司法所诉调对接工作站的成立。

  面对前来问询的赵氏姐弟,景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,他们家的问题在诉调对接工作站里就可以解决了,甚至都不需要跑到法院去。欣喜之下,赵氏姐弟在法官、调解员的指导下,开始准备材料。

  一趟法院没跑

  一分钱没花调解完

  赵顺芳一度担心,将材料备齐会很困难。以大姐赵顺芳为例,因为上大学、成家立业,她的户口很早就从家里迁出,要证明赵顺芳和父亲之间的关系,需要另外从人事档案中核实。此外,因为早年户籍登记有很多不准确之处,也给证明身份关系带来了麻烦。

  让赵家姐弟没想到的是,看起来很艰巨的任务,竟然没有遇到什么障碍,很快就完成了。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,两周时间左右,八姐弟就把各种证明材料准备妥当。

  上月底的一天上午,赵家八姐弟带着所有材料,齐聚在景山司法所里。两个多小时之后,调解程序、司法确认程序全部走完。下午,姐弟们就拿到了调解文书。

  走完所有流程,难得聚在一块儿的姐弟八人,和法官、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司法所门前合影留念。

  虽然调解的过程看上去省时省力,但法官们其实在背后做了大量的工作。立案、司法确认,一样都不能落下。冯晓光向记者介绍:“调解时要审查的东西和正常开庭要审查的证据材料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在这之前就会做大量对接工作,和街道的调解员去对接。在微信上提前审照片,告诉他们缺什么,哪个东西不合格,哪些东西要原件……”

  调解完毕,赵家姐弟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。除了这类继承问题,邻里纠纷、治安纠纷、劳动争议都可以在诉调对接工作站内就近解决。

  记者追访

  街巷工作站成了

  法官的新办公室

  东城法院立案速裁庭法官们的工作地点,从法庭扩展到了位于街巷里的各个“诉调对接工作站”。对法官冯晓光来说,背着厚厚的案卷和电脑,和书记员一起骑着电动车在胡同里穿梭,早已是家常便饭。

  谈及现在的诉调对接工作与以往相比的不同之处,景山司法所所长冉翠微向记者介绍:“以往都是分两步走。我们先进行调解,调完了以后再跟法官进行沟通,然后把文书沟通完了以后,我们和当事人集体到法院去,然后再做司法确认。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,准备好材料后,两个小时就能调解结束。”

  除此之外,东城法院也向基层调解工作提供了大量指导。冯晓光法官说:“基层调解人员对于案件的把握能力相对薄弱一些,法院从前期就介入到他的整个调解过程,帮他出主意。法院帮他们将基本的法律事实捋清楚后,他们就可以开展调解工作了。”

  此前,东城法院立案庭负责人韩毅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:“以往的诉前调解一般在法院进行,老百姓还得到法院跑一趟,不是特别方便;另外法院的环境比较紧张,而在诉调工作站,双方可以坐下来一起聊;人民调解员做工作的时候也更为灵活。”景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印证了这一点,很多老百姓听到上法院,就觉得是“进衙门”了,他们更愿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矛盾。

  “如果这些矛盾纠纷不化解,最终还是会到法院去。现在等于说是将这个工作提前,社区里能解决的问题,就不会再去法院了。”冯晓光法官这样总结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诉调对接工作站的常态运行,不仅方便了群众,对法院来说也极大地节约了诉讼资源。

  本报记者 徐慧瑶

  东城法院供图

(责编:孙红丽、夏晓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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